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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
9月3日,是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纪念日。从1931年的9月18日,日军发动“九一八事变”、开始对我国入侵,到1945年9月2日,日本签字投降,前后历经了14年。
对于抗战,常见的概述都是这样的:
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,以国共合作为基础,全国各族人民包括港澳台同胞、海外侨胞同日本侵略者进行了历时十四年的艰苦卓绝的斗争。
但是,一些“果粉”对这个说法不满。他们认为这样的说辞,没有充分体现国民党在抗战中发挥的中流砥柱作用。平心而论,作为一介小民,如觉得上面的说法是非常公道的。
首先,抗战的胜利不能说完全归于国军、和全国人民没有关系吧?全国各族人民,包括港澳台同胞、海外侨胞,都出现了抗日力量,都为抗战的胜利做出过贡献。这是不可否认的吧?
抗日民族统一战线,是在中共的倡导下建立的,也没有疑问吧?
但即便是这样,果粉心中还是不服气,他们还是认为“国军在正面抗战,共军在敌后捣乱”。在他们心目中,对于抗战的胜利,中共的贡献可以忽略。
我们来对这个观点做一个分析。要说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期间打的大仗,其实真的不多,除了百团大战以外,很难找到一次战斗规模可以与国军、日军间的大会战相提并论。但是,如果有人据此,就认为国民党应该独占抗战功劳,或者说国民党的功劳远远超过共产党,那就是太过偏颇了。
因为尽管共军没有在正面战场上和日军举行过大会战,除了百团大战外、歼敌上万人的记录干脆没有,但是中共在敌后的斗争,确实有无可替代的作用。
庆祝抗战胜利
我们从日本发动侵略的计划来进行分析。日本那么一个资源有限的弹丸之地,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胃口,竟然想吞并中国呢?原因在于,他们起初定的是“以战养战”的计划。具体说来就是,日军在中国占领一个地方后,就从占领区获得兵力和给养的补充。这样,他们就可以利用中国的资源,来侵占更多的中国领土。
中共的敌后斗争,完全打乱了日军的这一计划,使日本人在中国的行动陷入僵局。尤其是抗战到了后期,日军不仅没能以战养战,而且还要从前线抽回部队、来维持后方的所谓“治安”。
这里有几个数字,是抗战后期日军用于在敌后根据地作战的兵力:
1939年,约54万人,占侵华日军的62%;
1940年,约47万人,占侵华日军的58%;
1941年—42年,约40余万人,占侵华日军70%;
1943年,约35万人,占侵华日军的58%……
(数据来自刘庭华《中国抗日战争论纲》,军事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,第97—98页)
由于共军在敌后战场的斗争,使得日军不仅无法全力以赴、无法把全部兵力用于正面战场上进攻国军,而且让后方的日军在泥潭里越陷越深、无法自拔。在十四年抗战岁月里,共产党人一共创建了19块革命根据地,并以根据地为基础,发动了最广大的人民群众,拖住了60%的日军和95%的伪军力量。
如果没有共军在敌后的斗争,让日本“以战养战”的计划得逞,在中国的土地上让他们源源不断地得到兵力和给养的补充,那么,正面战场上的国军遇到的日军势必会越来越强大。如果这样,抗战的历史势必就会改写!
九一八事变
下面,我们通过回顾十四年抗战,来看一下在抗战各个阶段中、国军和共军的作用。
第一个阶段,从“九一八”爆发(1931年)到西安事变(1936年底)。
在这个时期,蒋介石政权坚持“不抵抗”政策,主张“攘外必先安内”。“九一八”事发当夜,东北军上校团长王铁汉,违抗“不抵抗”命令,下令对日军开枪。这是抗战第一枪。
关于抗战第一枪,还有其他说法,如东北军于兆麟、马占山等组织的江桥抗战。
中共方面:
1931年年底,中共党员张甲洲带领学生到南京请愿、要求抗日,结果被镇压(史称“珍珠桥事件”)。于是,他自己回老家拉队伍抗日。张甲洲的计划得到时任中共中央军委书记的周恩来同意。1932年5月,中国第一支为抗日而专门组织的力量巴彦抗日游击队成立,张甲洲任司令,赵尚志任政委。
第二个阶段,从西安事变(1936年底)到武汉会战结束(1938年10月底)。
在这个阶段,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。国军在正面战场上,与日军展开了淞沪会战、太原会战、南京保卫战、徐州会战、兰封会战、武汉会战等六次大规模的战斗。
尽管这些战斗都是以国军的惨败而结束,但是大量消耗了日军兵力和战争资财,使得抗战从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。
中共方面:
在这个时期,共军力量太弱,兵力总共才5万左右。他们和日军斗争的主要形式是发动群众、和日军打游击,建立抗日根据地、发展壮大抗日力量。
报纸上的西安事变
华北日军西蒲疃据点(位于现在河北深州)上等兵田中在家信中这样写八路军:
“前天刚来的一位小队长官木,他不信服支那人的蛮悍,竟敢一个人在外巡逻,结果被村外的支那人可怕地杀死了。前几天维持会里的一个中国朋友,到街上买东西,也被支那人活活地捆走了。
“他们蛮悍的支那人,时时地包围着我们。他们不是八路军就是普通的民兵,最耻辱的是他们竟敢伏在道沟里向我们大骂。我们反而不敢出去……征服支那已经4年了,可是我们征服的只是一座一方丈大小的碉堡,除此外的每一寸土地都不是安稳的。我不能写下去了,外边的支那游击小组‘青抗先’又和我们捣乱来了!”
这个日本兵的遭遇,就是中共发动人民战争、“造成了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”的真实写照。
第三个阶段,从武汉会战(1938年10月)到对日宣战(1941年底)。
国军在正面战场上,和日军展开了随枣会战、第一次长沙会战、桂南会战、枣宜会战、豫南会战、上高会战、中条山战役、第二次长沙会战、第三次长沙会战等九次大规模战斗。在这些战斗中,国军取得了上高会战、第三次长沙会战的胜利。
中共方面:
在这个时期,敌后中共力量逐渐发展壮大,日军越来越多地受到敌后抗日力量的牵制和打击,不得不投入了更多兵力对付敌后根据地。这个阶段的中共,除了反扫荡,还发动了百团大战,目的是用来坚定全民族的抗战信心。
中共在敌后的发展壮大,也引起了蒋介石的担忧,他开始“防共、限共、溶共、反共”;代表性的事件就是“皖南事变”。
武汉会战
第四个阶段,从对日宣战(1941年底),到日本无条件投降(1945年8月)
国军在正面战场上,和日军展开了浙赣会战、鄂西会战、常德会战、豫中会战、长衡会战、桂柳会战、湘西会战等七次大规模战斗。这些战斗,除了湘西会战以外,其余均惨败。
在这个阶段,国民党的部队暴露出了一个致命的顽疾,就是不得民心。在当时的河南,民间有“水、旱、蝗、汤”四害的说法,其中的“汤”说的就是国民党汤恩伯的部队。豫中会战、汤恩伯部失败后,手下5万国军被河南老百姓缴械。
国军不得民心,在于当时的国军高层官员和将领中,为数不少者的都不是一门心思地抗日,而是一边玩着政治(升官发财),一边喝着兵血(克扣军饷、虚报编制);一边搞着摩擦(处处围堵抗日的共产党),一边暗通日寇(大量高层接触或者投降日本)。
国军高官的这些作为不仅让国军不得民心,而且让国军的战斗力变得越来越差。抗战后期,国军消极抗战的事实,可以从日本方面的记载给予证实:
日本战史《华北治安战》下册P473中说:“对于中共,只有排除任何妥协,必须从各方面都采取彻底的对抗政策。就中共的信念而言,他们是要一直战斗到日军完全从中国撤退为止的。”
该书下册P96中说:“华北方面军则认为这种看法是对共产党势力的本质认识不足。日本与重庆之间暂时处于战争状态,却又能够共存的性质。但是,日本与共产党势力之间,这是不容许共存的。”
北平伪《新民报》1943年12月4日伪中华社讯:“吾人对解决大东亚战争之关键之中国事迹之终局,乃在解决中国共产党军,此当再加确认者也。”
从这些史料中,可以直接看出,日军对共军和国军的态度是不同的,和国军是可以共存的,但是、和共军是不共戴天的。
1941年12月9日,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布《中华民国政府对日宣战布告
抗战后期,国军和共军、到底谁在是义无反顾地抗日,由此一清二楚。尤其到了抗战后期,蒋介石政府把抗战胜败完全寄托在盟军身上,抗日态度十分消极,几乎没有对日军采取过主动的进攻。
中共方面:
这个时期的日军也把作战重点对准中共的敌后根据地。1943年6月日本中国派遣军司令部接到华北方面军报告:
“从今年1月到5月与共产军交战次数为5524次之多。
“……敌大半为中共军。与蒋军相反,在本年交战1.5万次中,和中共作战占七成五。在200万敌军中,半数以上也都是中共军。在我方所收容的19.9万具敌遗体中,中共军也占半数。
“……在我所收容的7.5万俘虏中,中共军所占的比例只占一成五。这一方面暴露了重庆军的劣弱,同时也说明中共军交战意识的昂扬。
“……因此,华北皇军今后的任务是更增加其重要性了。只有对于为华北致命伤的中共军的灭绝性作战,才是华北皇军今后的重要使命。”
以上事实充分表明,抗战后期,日军已经将共军当成了主要对手。与蒋介石的消极抗日相反,成长起来的共军,在抗战后期、已不再甘于被动防御。1943年7月开始,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、华中、华南地区,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。
1944年1月1日,中共中央北方局发出《关于1944年的方针》。此后,八路军、新四军对日伪军相继发起春季攻势和秋季攻势……
日军投降时,有很多地方找不到可以受降的国军。如,蒋介石为了从日本人手里接受东北,就不得不让美国人空运14万军人过去。各位看官,抗战到最后,日军连投降都找不到国军,你还会信国军是抗战取得胜利的最后主力军?